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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风纪》刊发团风县署名文章:《恪守八个原则 确保让监察权在法治轨道运行》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14日  来源:楚天风纪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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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充分彰显了纪检监察机关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法治思维,使监察权受到最严格约束的坚定决心。作为国家监委第一部监察法规,《条例》将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到法规规定,与《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一同丰富了监察职权,而贯穿其中的八个原则,更是确保了监察执法权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一、党的全面领导原则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中,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障,始终贯穿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立法立规过程中,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发挥出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监察法》和《条例》在第2条开宗明义,提出党对监察工作全面领导的总领性规定,将党的领导入法入规,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制化,能更加有力保证监察机关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让监察人员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组织的管理、监督下开展工作。


二、上级监委领导原则

《宪法》第125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工作”,将监察机关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予以宪政化、权威化,这对进一步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确保监察机关依法有效行使职权、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此,《条例》在第二章中专门设置了“领导体制”节项,将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具体化、条文化和规范化,并且明确领导关系具体内涵和外延,包括决定权、纠错权、指挥权和调配权,在彰显监察执法工作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外,更强调出对下级监委严格依法办事、公正履职的督促,确保了全国监察机关统一加强领导、统一工作步调、统一履行职责,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

《条例》第6条规定,“监察机关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线索处置、立案调查、案件审理、处置执行、复审复核的重要事项应当集体研究,严格按照权限履行请示报告程序”,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第6条“监察官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集体研究”的规定相呼应,突出了监察工作团队协作、集体作战的特性,并将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贯穿案件调查处置全过程的必经程序,有利于充分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发挥集体智慧,保障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在案件审理工作上,《条例》在193条再次强调,“应当坚持民主集中原则,经集体审议形成审理意见”,重在守好案件处理的“出口”,避免个人或少数人决定和批准对党员、党组织或监察对象的处理,强化了互相监督,防止了个人专断重要事项,阻却了随意性和选择性带来的风险和隐患。


四、查审分离原则

为强化纪检监察权的内控机制,充分体现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要求,《条例》在独立审理原则、查审分离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设置专门监督机构、建立监督制度等方式,全面推进监察机关职能、权限、程序、责任的法定化、规范化。如《条例》第258条规定,“监察机关应当建立监督检查、调查、案件监督管理、案件审理等部门相互协调制约的工作机制”,并明确四个部门的职责分工,推动形成彼此独立、资源优化、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格局,从而防止因权力集中而引发私存线索、跑风漏气、以案谋私等问题,确保了案件调查的合法性、案件审理的权威性,有效预防出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同时,第259条至273条则规定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对监察权开展常态化专项督查,突出案件监督管理、案件审理部门履行审核把关和监督制约的职能,细化了报告、登记、备案、回避、保密等制度规范,切实将权力放到制度的笼子里,实现精细化管理、协同高效化运行。


五、司法机关配合制约原则

《宪法》第127条和《监察法》第4条均指出,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从规定看,“相互配合”作为公、检、法三机关的法定义务,前提是明确分工、互不干涉,即监察权、检察权、审判权相互独立,在依法依规下实现职能配合,程序衔接。《条例》第8条规定,监察机关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退回补充调查、排除非法证据、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要求调查人员出庭等意见要依法办理,并设“移送审查起诉”专节,详细列举了审查起诉、从宽处罚、留置与刑事强制措施、管辖、证据、审判、涉案财物等方面的衔接内容,增强了法法衔接、有效衔接司法的可操作性。在《条例》第226条至233条指出的非法证据排除、退回补充调查、诉与不诉、追诉漏罪漏犯、增减认定事实、缺席审判适用等制约事项中,退回补充调查和作出不起诉决定作为检察机关两项主要制约权能,是《监察法》《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责和权限,需要监察机关认真对待,杜绝抵触心理,不得盲目追求五个零(即零延长、零退查、零不诉、零无罪、零上诉)而拒绝或拖延办理。


六、证据裁判原则

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背景下,虽然监察机关的调查阶段不属于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但《监察法》第33条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该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监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将作为诉讼证据,接受法庭审判的检验、辩护律师和被告人的质证,需要注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即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形式要件(证据能力)和实质要件(证明力)的要求,需监察机关在办案理念、证据标准、取证程序、调查手段,强制措施等方面,尽快实现专业化、标准化转变。《条例》第四章第2节,设专节对监察证据种类、证据审查、证据规则等作了规定,确立了差异化的违法犯罪证据标准,明确了证据排除规则和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措施,并在第60条规定只有被调查人陈述或者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案件事实;没有被调查人陈述或者供述,证据符合法定标准的,可以认定案件事实,充分体现出证据裁判原则的精神,且监督检查、调查、案件审理、案件监督管理等部门均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对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相关证据就应当予以排除,一以贯之对监察工作严的态度。


七、权利救济原则

监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其职能行为性质既有行政监督行为,也有特殊调查和留置行为。当面临强制性质的调查及留置措施时,监察对象易处于弱势地位,如何采取对抗的程序性权利,是实现权利制约权力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这与《民法典》《法制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相对应,重在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体现出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限制、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和权利。《条例》深刻贯彻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作为监察工作的基本要求,在规则制定中,提供了当事人因留置权涉及的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因扣押、冻结行为涉及的财产权,因搜查、调取行为涉及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可以行使申辩、申诉、申请复审等程序性救济权利,并首次明确了监察机关履行国家赔偿的五种情形,对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程序、赔偿方式予以确认,切实保障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能依法获得赔偿,实现对权利的救济和权力滥用的对抗。


八、接受外部监督原则

《条例》秉持着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准则,要求各级监察机关应当通过互联网政务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等途径,向社会及时准确公开监察法规、依法应当向社会公开的案件调查信息、检举控告信息及其他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意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扩宽监督渠道,履行接受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法定义务。其中特约监察员制度作为监察机关依法接受外部监督的重要途径,由各级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按程序选聘特约监察员履行监督、咨询等职责,体现出监察机关,主动接受监督的态度,严防“灯下黑”的决心。